早報記者 王道軍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自貿試驗區）獲批設立，被寄予厚望。
上海國際貿易中心戰略研究院副院長、万泰平台教授沈玉良近日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稱，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是希望采用國際上通用的管理模式，為國家今後的改革開放提供經驗。
沈玉良稱，新中國建立以來，第一個30年建立了一個比較好的工業化基礎，盡管這個過程是封閉式的。第二個30年是製造業的開放，推動了整個改革開放，中國的工程機械、通信行業都產生了世界巨頭。
“下一個30年，製造業的發展遇到了瓶頸，這個30年就是要通過服務業的開放和發展，來帶動整個經濟的轉型。中國需要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尋求自己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沈玉良說，未來判斷自貿試驗區建設有兩個視角，一是看營商環境是否改善，二是看其製度的可復製性和可推廣性。
沈玉良所在的万泰平台國際經貿研究所是上海國際貿易中心戰略研究院的組成部分，也是2009年被上海市哲學社科規劃辦批準的“上海貿易中心”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2011年與上海綜合保稅區合作設立了“上海貿易中心建設基地綜合保稅區研究中心”。
負面清單背後：
跨國公司業務模式之變
東方早報：你認為，自貿試驗區最大的特點是什麽？
沈玉良：自貿試驗區和國外自貿區完全不一樣，是通過自貿試驗區掛牌後進行全新的製度創新，希望采用國際上通用的管理模式，為國家今後改革開放提供經驗，定位完全不一樣。國外自由貿易區關註點主要是貨物，而我們則是提供經驗，從國家戰略來考慮。
東方早報：這種探索，對管理上有哪些要求？
沈玉良：自貿試驗區創設的目的是為新一輪改革開放提供試驗田，推動外商投資管理和體製改革。一是準入，外資內資一個待遇。二才是管理，建立一套與全面國民待遇相適應的管理體製。其中關鍵是如何有效管理。製造業一般是有形貨物，而服務業提供的則是無形產品，管理的難度從技術層面提高了，比管理貨物要高很多。並且，每家企業可能都不一樣，有個性，這個難度就更高。
東方早報：在自貿試驗區總體方案中，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投資準入管理體製改革是重要突破口。為什麽要選擇這種管理模式？
沈玉良：目前，全球的自貿區中，70%都是采用“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這是跨國公司業務模式變化的要求，自貿試驗區采用這種方式是適應趨勢的需要，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比如一些大企業涉及多個產業，這個公司需要去什麽部門審批，都是問題。現在只要列出不允許的就行。而這也將對政府職能轉換提出很高的要求，需要創立新的監管模式。
東方早報：那麽你認為，原來的監管主要有哪些問題？
沈玉良：比如，原來我們采用的是前置審批，指在工商設立或變更時必須符合特定條件的，或者申請從事的經營範圍涉及特殊行業要求的，先由政府相關部門審批或核準，取得相關批文或者許可證以後，再憑批文或者許可證到工商部門辦理設立（變更）登記，領取（換發）營業執照。目前中國幾乎所有的服務部門都需要前置審批，前置審批製度反映了中國現行的企業登記製度，實質上將市場主體資格與經營資格混為一談，營業執照被賦予了企業主體資格和經營資格的雙重證明功能，這種“重準入、輕監管”的管理模式，容易造成各部門間職責不清、監管錯位缺位等問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政效率，製約了企業發展。
東方早報：現在跨國公司的業務發生了變化，這種管理方式的問題也出來了？
沈玉良：現在的企業商業模式不斷創新，專業化分工體系越來越細化，但同時，許多企業要通過系統服務提供商為其提供完整的功能性服務，這樣會出現市場準入問題。一般情況下，當這個企業是專業性服務（例如運輸服務）提供商時，它可以找到對應的行業主管部門，企業只要提供政府主管部門（例如交通運輸部門）要求的資質就可以了。但現代服務提供方式從原來只提供服務工序向提供功能變化，因而出現了專業性和功能性的服務商。功能性服務集成商需要依賴專業性的服務提供商，換句話說，就是許多功能性服務商要將部分功能，外包給具有某種核心業務能力的專業化服務提供商。
東方早報：這種專業服務商的特點有哪些？
沈玉良：這種服務商可以是供應鏈管理公司，也可以是電子商務公司、物流（主要是第三方物流服務）服務提供商，甚至是跨國公司內部的共享服務中心。它們不僅要為客戶提供貿易的一攬子服務，也要為客戶完成某個功能。
例如跨國快遞公司，主要業務是國際物流業務，客戶要求該公司在最短的時間內將貨物送到目的地。這些客戶可能分布在20多個不同國家，在執行過程中，包含了貨物的報關、商檢、關稅的處理等貿易服務功能。這意味著，由於全球化的發展，許多非貿易企業的貿易功能都由這些專業服務提供商提供。由於服務提供商只是提供功能性服務，具體業務都是外包給專業化公司做的，但在目前的行政審批製度下，具體業務都需要服務提供商通過前置審批，而事實上服務提供商沒有這方面的資質，因而無法通過工商行政部門登記註冊。
東方早報：這樣，問題就出來了。
沈玉良：同時，信息、通信技術在不斷變化，商業形態也不斷出現，商業模式不斷更新，勢必出現現有的商業業態和商業模式沒有對應的產業目錄。而許多新型商業業態和新型商業模式是多個產業內生出來的，因而工商行政登記時分不清到底屬於哪個產業，例如數字內容型的商業業態和商業模式，是屬於文化產業，還是網絡信息產業，相對比較難界定。
“試驗區成功與否 主要看營商環境”
東方早報：對外資來說，想要進入中國，目前審批也有很多問題？
沈玉良：對於外商投資一般企業（一般企業是指不涉及專項審批規定的外商投資企業），各省市甚至同一省市不同級別的政府對企業設立的審批要求都不一致。
以上海市為例，上海市商務委員會受理：投資總額3億美元以下的鼓勵類、允許類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3億美元以上鼓勵類且不需要國家綜合平衡的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5000萬美元以下限製類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需報商務部審批的，由上海市商務委員會初審後報商務部。而上海各區縣主管部門受理：投資總額1億美元以下的鼓勵類、允許類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此外，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管委會、虹橋商務區管委會、張江高科管委會、綜合保稅區管委會等開發區對於企業設立金額限製等審批要求也各不相同。
東方早報：對自貿試驗區來說，解決這個方面的問題十分重要。
沈玉良：我認為，對自貿試驗區來說，目前首要的是把自貿區的管理規則做好，其次才是列出“負面清單”。而在這個過程中，最核心的是如何進行國家安全審查和管理。有些敏感產業，雖然開放了，但可能涉及國家安全，可能還要進行個案審查。而專業服務，這類對國家創新有好處的行業，則要全面開放。
東方早報：對上海而言，目前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做工作？
沈玉良：自貿試驗區要想取得成功，首先要改變整個觀念，要適應整個市場經濟的理念，改變行政管理體製，從上到下，去理解國際新的貿易規則與投資規則。其次，自由貿易試驗區要建立在目前上海綜合保稅區現有的形態之上，利用其原有的五大功能區、十大平臺，建立在其原有的產業基礎上。只有讓原有綜保區脫胎換骨，自由貿易試驗區才能成為服務業發展的前沿區。此外，要落實全面的國民待遇，不管是國有、民營還是外資都同等重要，都可以進行準入。
東方早報：你如何看待自貿試驗區的效應，會不會對一些企業產生沖擊？比如航運企業，現在行業形勢本身就不好，外資大量進入，怎麽辦？
沈玉良：雖然有的企業認為，放開一些行業會對中國企業產生沖擊，但應該長遠看，放開會產生溢出效應，能夠提高中國企業的能力。比如我們的金融企業，大而不強，急需通過專業分工的發展提高競爭力。
東方早報：主要作用機製是怎麽樣的？
沈玉良：中國製造業和服務業規模大但不強，主要原因是缺乏專業服務的支持作用，要麽是企業大而全、小而全的內部服務體系，要麽是國內缺乏國際競爭力的中間服務提供商提供的服務，當前的這種服務體系難以承擔促進國家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重任。而專業服務的開放，可以形成中間服務產品的國內外企業競爭格局，提高中間服務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由於商務服務提供商不僅為當地市場服務，同時也要為跨國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提供服務，因而商務服務提供商選址在哪個國家，對這個國家服務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中國以知識為基礎的服務只占出口的5%，比印度低20個百分點。
東方早報：如何衡量自貿試驗區的成功與否？
沈玉良：自貿試驗區成功與否，不能單純看吸收了多少外資等量化指標。一要看製度設計以後，營商環境是否改善了。世界銀行2012年營商報告中，中國內地排名68位，而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分別列第一和第二位。二是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製度的可復製性和可推廣性。
“應該重點培育 兩類綜合性總部”
東方早報：自貿試驗區設立後，上海怎麽來吸引跨國大企業？
沈玉良：由於跨國公司地區總部不僅涉及不同關境區所碰到的多部門監管問題，而且包括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功能多樣性衍生的多部門協調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很復雜。
東方早報：不同的總部有不同的功能定位，遇到的問題也不一樣。
沈玉良：我分為三大類。
第一大類，跨國公司全球第二總部，這類總部主要針對全球新興市場國家。盡管在中國剛剛出現，但中心城市在世界經濟的地位，對城市功能能級的推動等起到重要作用，這種類型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政策，涉及產品開發和銷售需要的研發政策、先進設備的免稅政策以及海外銷售的結算政策，可以通過自貿試驗區的方式進行。
第二大類是跨國公司區域總部和區域功能性總部。主要涉及兩大類問題，一是由於製度壁壘，業務無法展開，主要涉及與貿易便利化有關的問題，集中體現為外匯進出管製、海關和商檢管理的便利性問題；二是業務可以展開，但與中國香港、新加坡相比的財務成本高很多。國內中心城市吸收跨國公司的優勢是貼近市場，因而重點應該放在區域功能性總部，並放在自貿試驗區中突破。
第三大類，國內大公司總部的培育。主要涉及形成跨國公司需要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在外匯使用、人員進出等許多領域還存在著政策障礙。
東方早報：不同的企業其實對政策和管理有不同的要求。
沈玉良：不同類型的功能性總部對於政策需求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比如研發類總部更關註研發服務部門的開放，研發設備保稅監管；投資類總部更關註境內合法所得再投資限製放開以及資本利得稅的調整問題；貿易結算類總部更關註外匯管製和多幣種資金池的運作是否可行；采購、銷售類總部更關註海關、商檢等貨物貿易便利化方面的監管；共享服務類總部更關註非貿項下的外匯支付。
東方早報：對上海來說，今後也應該有個重點。
沈玉良：從綜合性總部看，重點應該放在培育全球第二總部和亞太運營總部這兩類綜合性總部。
對於全球第二總部（包括產品線全球總部），需要重點突破的是產品開發中的體製、機製問題，給予這類總部國民待遇符合國家創新戰略和上海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需求。
對於亞太運營總部，重點在貿易便利化方面需求突破，降低總部企業的綜合運營成本。
從國內企業來看，重點是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內跨國公司總部，需加快推動對外直接投資體製的改革。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自貿試驗區）獲批設立，被寄予厚望。
上海國際貿易中心戰略研究院副院長、万泰平台教授沈玉良近日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稱，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是希望采用國際上通用的管理模式，為國家今後的改革開放提供經驗。
沈玉良稱，新中國建立以來，第一個30年建立了一個比較好的工業化基礎，盡管這個過程是封閉式的。第二個30年是製造業的開放，推動了整個改革開放，中國的工程機械、通信行業都產生了世界巨頭。
“下一個30年，製造業的發展遇到了瓶頸，這個30年就是要通過服務業的開放和發展，來帶動整個經濟的轉型。中國需要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尋求自己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沈玉良說，未來判斷自貿試驗區建設有兩個視角，一是看營商環境是否改善，二是看其製度的可復製性和可推廣性。
沈玉良所在的万泰平台國際經貿研究所是上海國際貿易中心戰略研究院的組成部分，也是2009年被上海市哲學社科規劃辦批準的“上海貿易中心”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2011年與上海綜合保稅區合作設立了“上海貿易中心建設基地綜合保稅區研究中心”。
負面清單背後：
跨國公司業務模式之變
東方早報：你認為，自貿試驗區最大的特點是什麽？
沈玉良：自貿試驗區和國外自貿區完全不一樣，是通過自貿試驗區掛牌後進行全新的製度創新，希望采用國際上通用的管理模式，為國家今後改革開放提供經驗，定位完全不一樣。國外自由貿易區關註點主要是貨物，而我們則是提供經驗，從國家戰略來考慮。
東方早報：這種探索，對管理上有哪些要求？
沈玉良：自貿試驗區創設的目的是為新一輪改革開放提供試驗田，推動外商投資管理和體製改革。一是準入，外資內資一個待遇。二才是管理，建立一套與全面國民待遇相適應的管理體製。其中關鍵是如何有效管理。製造業一般是有形貨物，而服務業提供的則是無形產品，管理的難度從技術層面提高了，比管理貨物要高很多。並且，每家企業可能都不一樣，有個性，這個難度就更高。
東方早報：在自貿試驗區總體方案中，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投資準入管理體製改革是重要突破口。為什麽要選擇這種管理模式？
沈玉良：目前，全球的自貿區中，70%都是采用“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這是跨國公司業務模式變化的要求，自貿試驗區采用這種方式是適應趨勢的需要，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比如一些大企業涉及多個產業，這個公司需要去什麽部門審批，都是問題。現在只要列出不允許的就行。而這也將對政府職能轉換提出很高的要求，需要創立新的監管模式。
東方早報：那麽你認為，原來的監管主要有哪些問題？
沈玉良：比如，原來我們采用的是前置審批，指在工商設立或變更時必須符合特定條件的，或者申請從事的經營範圍涉及特殊行業要求的，先由政府相關部門審批或核準，取得相關批文或者許可證以後，再憑批文或者許可證到工商部門辦理設立（變更）登記，領取（換發）營業執照。目前中國幾乎所有的服務部門都需要前置審批，前置審批製度反映了中國現行的企業登記製度，實質上將市場主體資格與經營資格混為一談，營業執照被賦予了企業主體資格和經營資格的雙重證明功能，這種“重準入、輕監管”的管理模式，容易造成各部門間職責不清、監管錯位缺位等問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政效率，製約了企業發展。
東方早報：現在跨國公司的業務發生了變化，這種管理方式的問題也出來了？
沈玉良：現在的企業商業模式不斷創新，專業化分工體系越來越細化，但同時，許多企業要通過系統服務提供商為其提供完整的功能性服務，這樣會出現市場準入問題。一般情況下，當這個企業是專業性服務（例如運輸服務）提供商時，它可以找到對應的行業主管部門，企業只要提供政府主管部門（例如交通運輸部門）要求的資質就可以了。但現代服務提供方式從原來只提供服務工序向提供功能變化，因而出現了專業性和功能性的服務商。功能性服務集成商需要依賴專業性的服務提供商，換句話說，就是許多功能性服務商要將部分功能，外包給具有某種核心業務能力的專業化服務提供商。
東方早報：這種專業服務商的特點有哪些？
沈玉良：這種服務商可以是供應鏈管理公司，也可以是電子商務公司、物流（主要是第三方物流服務）服務提供商，甚至是跨國公司內部的共享服務中心。它們不僅要為客戶提供貿易的一攬子服務，也要為客戶完成某個功能。
例如跨國快遞公司，主要業務是國際物流業務，客戶要求該公司在最短的時間內將貨物送到目的地。這些客戶可能分布在20多個不同國家，在執行過程中，包含了貨物的報關、商檢、關稅的處理等貿易服務功能。這意味著，由於全球化的發展，許多非貿易企業的貿易功能都由這些專業服務提供商提供。由於服務提供商只是提供功能性服務，具體業務都是外包給專業化公司做的，但在目前的行政審批製度下，具體業務都需要服務提供商通過前置審批，而事實上服務提供商沒有這方面的資質，因而無法通過工商行政部門登記註冊。
東方早報：這樣，問題就出來了。
沈玉良：同時，信息、通信技術在不斷變化，商業形態也不斷出現，商業模式不斷更新，勢必出現現有的商業業態和商業模式沒有對應的產業目錄。而許多新型商業業態和新型商業模式是多個產業內生出來的，因而工商行政登記時分不清到底屬於哪個產業，例如數字內容型的商業業態和商業模式，是屬於文化產業，還是網絡信息產業，相對比較難界定。
“試驗區成功與否 主要看營商環境”
東方早報：對外資來說，想要進入中國，目前審批也有很多問題？
沈玉良：對於外商投資一般企業（一般企業是指不涉及專項審批規定的外商投資企業），各省市甚至同一省市不同級別的政府對企業設立的審批要求都不一致。
以上海市為例，上海市商務委員會受理：投資總額3億美元以下的鼓勵類、允許類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3億美元以上鼓勵類且不需要國家綜合平衡的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5000萬美元以下限製類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需報商務部審批的，由上海市商務委員會初審後報商務部。而上海各區縣主管部門受理：投資總額1億美元以下的鼓勵類、允許類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此外，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管委會、虹橋商務區管委會、張江高科管委會、綜合保稅區管委會等開發區對於企業設立金額限製等審批要求也各不相同。
東方早報：對自貿試驗區來說，解決這個方面的問題十分重要。
沈玉良：我認為，對自貿試驗區來說，目前首要的是把自貿區的管理規則做好，其次才是列出“負面清單”。而在這個過程中，最核心的是如何進行國家安全審查和管理。有些敏感產業，雖然開放了，但可能涉及國家安全，可能還要進行個案審查。而專業服務，這類對國家創新有好處的行業，則要全面開放。
東方早報：對上海而言，目前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做工作？
沈玉良：自貿試驗區要想取得成功，首先要改變整個觀念，要適應整個市場經濟的理念，改變行政管理體製，從上到下，去理解國際新的貿易規則與投資規則。其次，自由貿易試驗區要建立在目前上海綜合保稅區現有的形態之上，利用其原有的五大功能區、十大平臺，建立在其原有的產業基礎上。只有讓原有綜保區脫胎換骨，自由貿易試驗區才能成為服務業發展的前沿區。此外，要落實全面的國民待遇，不管是國有、民營還是外資都同等重要，都可以進行準入。
東方早報：你如何看待自貿試驗區的效應，會不會對一些企業產生沖擊？比如航運企業，現在行業形勢本身就不好，外資大量進入，怎麽辦？
沈玉良：雖然有的企業認為，放開一些行業會對中國企業產生沖擊，但應該長遠看，放開會產生溢出效應，能夠提高中國企業的能力。比如我們的金融企業，大而不強，急需通過專業分工的發展提高競爭力。
東方早報：主要作用機製是怎麽樣的？
沈玉良：中國製造業和服務業規模大但不強，主要原因是缺乏專業服務的支持作用，要麽是企業大而全、小而全的內部服務體系，要麽是國內缺乏國際競爭力的中間服務提供商提供的服務，當前的這種服務體系難以承擔促進國家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重任。而專業服務的開放，可以形成中間服務產品的國內外企業競爭格局，提高中間服務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由於商務服務提供商不僅為當地市場服務，同時也要為跨國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提供服務，因而商務服務提供商選址在哪個國家，對這個國家服務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中國以知識為基礎的服務只占出口的5%，比印度低20個百分點。
東方早報：如何衡量自貿試驗區的成功與否？
沈玉良：自貿試驗區成功與否，不能單純看吸收了多少外資等量化指標。一要看製度設計以後，營商環境是否改善了。世界銀行2012年營商報告中，中國內地排名68位，而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分別列第一和第二位。二是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製度的可復製性和可推廣性。
“應該重點培育 兩類綜合性總部”
東方早報：自貿試驗區設立後，上海怎麽來吸引跨國大企業？
沈玉良：由於跨國公司地區總部不僅涉及不同關境區所碰到的多部門監管問題，而且包括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功能多樣性衍生的多部門協調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很復雜。
東方早報：不同的總部有不同的功能定位，遇到的問題也不一樣。
沈玉良：我分為三大類。
第一大類，跨國公司全球第二總部，這類總部主要針對全球新興市場國家。盡管在中國剛剛出現，但中心城市在世界經濟的地位，對城市功能能級的推動等起到重要作用，這種類型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政策，涉及產品開發和銷售需要的研發政策、先進設備的免稅政策以及海外銷售的結算政策，可以通過自貿試驗區的方式進行。
第二大類是跨國公司區域總部和區域功能性總部。主要涉及兩大類問題，一是由於製度壁壘，業務無法展開，主要涉及與貿易便利化有關的問題，集中體現為外匯進出管製、海關和商檢管理的便利性問題；二是業務可以展開，但與中國香港、新加坡相比的財務成本高很多。國內中心城市吸收跨國公司的優勢是貼近市場，因而重點應該放在區域功能性總部，並放在自貿試驗區中突破。
第三大類，國內大公司總部的培育。主要涉及形成跨國公司需要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在外匯使用、人員進出等許多領域還存在著政策障礙。
東方早報：不同的企業其實對政策和管理有不同的要求。
沈玉良：不同類型的功能性總部對於政策需求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比如研發類總部更關註研發服務部門的開放，研發設備保稅監管；投資類總部更關註境內合法所得再投資限製放開以及資本利得稅的調整問題；貿易結算類總部更關註外匯管製和多幣種資金池的運作是否可行；采購、銷售類總部更關註海關、商檢等貨物貿易便利化方面的監管；共享服務類總部更關註非貿項下的外匯支付。
東方早報：對上海來說，今後也應該有個重點。
沈玉良：從綜合性總部看，重點應該放在培育全球第二總部和亞太運營總部這兩類綜合性總部。
對於全球第二總部（包括產品線全球總部），需要重點突破的是產品開發中的體製、機製問題，給予這類總部國民待遇符合國家創新戰略和上海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需求。
對於亞太運營總部，重點在貿易便利化方面需求突破，降低總部企業的綜合運營成本。
從國內企業來看，重點是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內跨國公司總部，需加快推動對外直接投資體製的改革。
